——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谈《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白皮书 

本报记者赵振宇

2010-09-27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第一本专门阐述人力资源状况和政策的白皮书——《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近日正式发布（消息和白皮书全文见9月13日本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我国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发布白皮书？书中反映了我国人力资源状况的哪些可喜变化？对我们未来的工作又有哪些指导意义？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具体组织白皮书编写工作的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

　　记者：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发布白皮书，意义何在？

　　吴江：经过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努力，我国已经从人口大国发展成为人力资源大国，各类人才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大显身手。而随着全国人才工作会议的召开和《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颁布，人才优先发展和人力资源优先发展的战略布局得以确立，我国的人力资源开发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9月16日至17日，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国选择这个时机发表《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白皮书，目的就是向国内外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表明中国在人力资源开发工作中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展示中国在人力资源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白皮书的发表，对宣传中国人力资源开发工作，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人力资源状况的了解，扩大人力资源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必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记者：我国的人力资源开发状况在全世界范围来看，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吴江：正像白皮书中所说的，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13亿人口中蕴涵着极其丰富的人力资源。多年来，我国政府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大力加强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已经形成了我国竞争力的比较优势。

　　到2008年，我国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接近9年，已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不足7年）；人类发展指标为0.772（2007年数据），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为0.753），属于世界上中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我国三级教育综合入学率达到69%，高于世界平均水平4个百分点，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接近世界平均水平。全国高等教育阶段在校生2900万人（美国为1700万人）；全国科技人力资源4200万人（2007年数据），其中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约为1800万人（美国为1700万人），从事研究与试验发展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折合全时人员为161.4万人年（美国为140万人年）；全国各类人才资源总量1.14亿人（相当于世界第12人口大国）。上述总量指标均已超过美国，居世界首位。因此可以说，我国已经实现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大国的跨越式转变。

　　记者：我国的人力资源状况有哪些特点？

　　吴江：我国人力资源的第一个特点是就业充分。截至2009年末，我国总人口达到133474万人（不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劳动力资源106969万人，其中，就业人员77995万人。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2007年的劳动参与率为75.1%。

　　第二个特点是流动性强。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中国政府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户籍制度、高校毕业生分配制度，不断破除劳动者自由流动的体制性障碍，劳动者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流动日趋活跃。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全国人口中，流动人口为14735万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4779万人，占32.4%。

　　第三个特点是人才培养力度大。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培养造就了数以亿计的高素质人才。近10年来，实施了人才强国战略，推进了“百千万人才工程”、“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等重大人才项目，培养了一支具有较大规模和较高水平的科技人才队伍，引进了一大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全国设立博士后流动站2146个、工作站1642个，博士后研究人员达7万多人。

　　记者：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人力资源开发工作发生了哪些明显的变化？

　　吴江：首先，人力资源逐步实现了从计划配置到市场配置的转变。多年来，我国以市场化为改革取向，通过改革“统包统配”的固定工制度，落实单位用工自主权和劳动者自主择业权，促进劳动力市场供求主体到位；通过改革与就业、社会保障、劳动力流动相关的制度，不断破除劳动者自由流动的体制性障碍，畅通人力资源流动渠道，提高人力资源的配置效率。通过大力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业，发挥人力资源中介服务作用，2008年，全国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达4.9万余家，基本形成由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民营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中外合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共同组成的多层次、多元化的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体系。2009年，在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登记求职的劳动者达到9700万人次，成功实现就业和转换工作的达到3600万人次。

　　第二，人力资源开发的法制保障逐步完善。经过多年发展，我国逐步形成以宪法为根本依据，以劳动法、公务员法为基础，以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为主体，其他单项法律和行政法规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人力资源开发法律体系，在实现扩大和稳定就业的发展目标、保障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促进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规范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不断完善。近年来，中国政府逐步增加公共投入，为人力资源开发提供了强大的财力支持。2009年，中央财政用于教育支出1981.39亿元人民币，比2007年增长84.1%；用于医疗卫生支出1273.21亿元人民币，比2007年增长91.66%；用于就业和社会保障支出3296.67亿元人民币，比2007年增长43.2%。在人力资源开发中，我国注重发挥政府的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不断完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体系。截至2009年底，全国共有县(区)以上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1万多个；街道、乡、镇服务窗口共3.7万个，覆盖了97%的街道和89%的乡、镇。

　　第四，人力资源开发从国内扩展到国际。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目标，中国政府通过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回国创业启动支持计划和海外赤子为国服务行动计划，吸引海外人才回国服务。从1978年到2009年底，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162.07万人，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49.74万人。中国政府坚持人才自主培养开发和引进海外人才相结合，加强人才开发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引进海外人才和海外智力。2009年来中国内地工作的境外专家约48万人次，年末持外国人就业证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共22.3万人。

　　记者：近年来，个别地方的“民工荒”、“招工难”等社会现象暴露出我国人力资源发展中存在的哪些问题？需要从哪些方面加以改进和完善？

　　吴江：这些问题表明，在我国人力资源发展中，存在着供需的结构性矛盾。当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人力资源大国，但就业压力仍然很大，人力资源的结构性矛盾仍然非常突出，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匮乏，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亟待进一步提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到2020年，扫除青壮年文盲，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2.4年提高到13.5年；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9.5年提高到11.2年，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20%，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人数比2009年翻一番。

　　第二，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特别是人才投入要优先保证。一方面，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加大人才发展投入，较大幅度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比重。另一方面，要积极推进人才发展投入多元化，通过税收、金融等政策，鼓励引导社会、用人单位、个人投资人才资源开发。

　　第三，突出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健全有利于科技人才创新创业的评价、使用、激励制度；加强产学研合作，推动创新型科技人才向企业集聚；实施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工程。

　　第四，加大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依托国家重点创新项目、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中央企业和国有商业金融机构、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主的各类园区等平台，继续推进中央层面的“千人计划”。进一步完善并实施“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百人计划”等部门人才引进计划。

　　第五，加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要切实做好政府人力资源公共服务的各项工作，坚持用事业聚才育才；尊重、鼓励和支持一切创新想法、举措、才能和成果；改善各类人才工作、学习、生活等方面的条件；加强人力资源开发的法制建设，坚持依法规范、促进和保障人力资源开发事业健康发展。

来源：《中国人事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