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布日期:2020-01-19 来源:中国就业 2018年第5期
就业作为最大的民生,一直是党和政府重点关注的问题。截止2016年底, 我国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43.25万人。随着留学人员从精英向大众化转变,其回国就业屡屡碰壁的现象数见不鲜。十九大报告提出, 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 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留学人员作为一个数量较大、投入较多的群体,其就业不仅具有重要的民生意义,也对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经济意义。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获得留学人员回国就业状况的一手资料,通过问卷数据分析发现,留学人员回国就业有如下特征:
留学人员就业集中于东部地区, 比例为74.4%, 中、西和东北地区分别为9%、9%和7.5%。毕业于211/985院校的留学人员在直辖市就业最高,比例为61.5%。
就业行业主要集中在金融业、教育业、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分别为25.4%、10.8%、10.4%、7.5%, 其他行业不足5%。国外获得博士学历在农、林、牧、渔业比例最高, 本科学历在制造业比例最高, 大专学历在批发和零售业比例最高。
企业是就业主渠道,比例为70.6%。出国前获得博士学位在事业单位比例最高, 为50%; 硕士和本科在民营企业比例较高, 为31.6%和31.9%; 大专学历和初中及以下在国有企业比例较高, 为38.9%和33.3%。
留学人员84.6%为月薪制, 15.4%为年薪制。在国外无就业或实习经历的月薪制比例最高, 为89.1%。在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实习的年薪制比例最高, 为26.1%。
月薪水平总体在1万元以下,比例为70.8%,国外有一年以上稳定就业经历的在1万-2万及以上比例最高,年薪水平在30万元以下比例为67.5%。
就业难度存在差异, 毕业于211/985院校85.9%在半年内找到工作, 1年之内全部找到工作。在国外大企业(非世界500强)就业/实习的半年内找到工作比例最高, 为92.6%。
就业稳定性总体较好, 51.6%未换过工作单位。毕业于211/985未换过就业单位比例最高,为65.4%。国外获得博士学位未换过工作的比例最高, 为81.3%。
留学专业与从事工作很相关、比较相关、一般、不相关和很不相关的比例分别为29.4%、33.3%、18.6%、13.6%和5.0%,毕业于 211/985的认为专业相关度最高。
通过文献分析、问卷调查法和重点访谈发现,国际因素、国内因素和个人因素在不同程度影响留学人员回国就业。
留学目的国就业形势影响就业。2004-2016年留学回国人数增长率有明显起伏变化, 2008年增长率达到57.5%,与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美、英等主要留学目的国经济下滑有关。2009年10月, 美国失业率达10.2%, 为26年来最高水平。2010年6月, 失业率仍达9.6%。为了保护本国就业, 留学人员在留学目的国就业难度增加。2012-2014年留学人员回国增长率降低与留学目的地国就业形势改善有关。
移民政策影响留学人员是否回国就业。一般而言, 留学目的国收紧移民政策, 留学回国人数增多;放宽移民政策, 留学回国人数减少。为吸纳世界各国优秀科技人才,美国实施宽松的移民政策,发放留学生签证逐年增加。但特朗普上台后收紧移民政策,未来意味留美回国人数增加。日本为应对少子化和老龄化制定宽松移民政策,2013 年底, 安倍晋三表示要使50%的国际留学生留日工作;2014年,宣布人才移民居留门槛从5年下降至3年, 每年引进20万移民。
文化冲突影响留学人员回国就业。当中国学生受中华文化影响多年后,短期内无法接受异国文化。尤其是国外学习、工作、宗教信仰面临的文化冲突, 使其无法真正融入当地生活。近年来频发的恶性恐怖主义事件加大了对国外治安环境的担忧, 学成回国成为普遍心态。
经济形势整体向好。我国经济实力增强,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随着互联网+、人力资源服务业等新兴服务业兴起,对有国际视野、语言优势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人才需求增加, 为留学人员回国提供了舞台。
人才政策的引力。2008年起, 中组部实施了以 “千人计划”为代表的吸引高层次的人才项目,人社部、教育部及地方政府纷纷出台优惠政策, 吸引海外高层次留学人员。
工作体制的制约。我国留学工作实行多部门联合管理体制, 并根据形势需要调整。留学工作部门从2003年的12家增加到2008年的18家,中央、省和市级各级管理机构和服务部门不对应, 给留学人员回国就业增加了难度。
服务方式不匹配。留学人员对学历认证政策非常了解、比较了解的比例最高, 为50.5%; 对就业政策非常了解、比较了解仅为18.3%。认为亲友推荐、用人单位网站的作文非常大和很大的比例为53.1%、34.1%。60.2%未利用各类创新创业大赛渠道, 54.1%未利用政府、企业赴国外宣讲、引才活动, 51.6%未使用过人社部门就业网站, 43.4%未使用过现场招聘会, 37.6%未使用过留学相关网站。
家庭因素是第一重要因素。留学人员年龄绝大多数在35岁以下,是典型的“421”独生子女家庭。除了受传统家庭观念影响外,父母对其事业发展的支持、生活的帮助是国外就业无法比拟的。
追求事业发展是第二重要因素。我国政治稳定, 经济中高速发展,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很多留学人员意识到不能错过国内发展的大好机遇。调查问卷显示 46岁及以上、出国前和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以及2000年及以前出国的认为事业发展是第一重要因素。
个人因素影响就业质量。能力素质、岗位匹配度、工作态度是用人单位考虑的关键因素,并不会因海归身份决定录用与否。如浦发银行某支行S行长认为留学人员虽有一定特长, 但与国内高校毕业生相比并不具备明显优势,还存在不踏实、眼高手低、不好用等问题。
由于国际因素、国内因素和家庭个人因素可控程度不同,提高留学人员就业质量,促进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最可控的家庭和个人因素入手,同时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树立正确留学观念。提前做好留学规划,根据兴趣专长、职业发展选择留学学校和专业,不要跟风选择热门专业。正确认识留学投资与收益的关系,留学投资收益的多寡、收回投资时间长短与留学获得增值能力及就业市场的竞争力相关。
努力提升个人能力素质。出国前受教育、出国留学与回国就业紧密相关。毕业于985/211院校、国外实习/就业经历、在大企业或500强的就业质量更高。因此, 在留学前、中、后都要努力提升个人能力素质,不能将留学当作“镀金”。
建立前瞻性就业视野。十九大报告提出,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明确国家经济发展方向,洞察实现个人价值领域并提前做好准备。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扩大西部开放,放宽就业视野,有利于找到充分发挥个人优势的舞台。
建立国际化薪酬制度。我国经济社会组织的活动对象、范围已扩大到世界各地,为了集聚有助于实现组织目标的人力资源,要借鉴先进国家的人力资源薪酬制度, 对标国际通行人力资源薪酬制度。
建立统一的留学人员回国服务平台。借鉴 “千人计划”服务窗口的模式, 为不同层次留学人员回国就业提供相应的菜单式服务。根据留学人员积聚程度建立涵盖产业布局、人才政策、就业信息、生活服务的一体化平台, 完善留学人员信息库, 实现部门信息互联互通,提高就业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创新就业服务方式。建立出国留学和回国就业一体化的工作理念, 整合就业信息渠道, 将留学人员就业服务工作前移,建立不受地域、时空限制的留学回国就业社区, 实时传递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动态和就业信息。根据国内需要,开展针对不同类别留学人员的差异化就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