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在大会作主旨发言

尊敬的王铁副省长、戴光前副部长、各位代表、同志们：

大家上午好！

2012年人事人才科研年会暨中原经济区人力资源发展战略研讨会在我国八大古都之首,历史文化名城郑州召开了，我受何宪副部长委托并代表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对本次年会和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出席年会的领导和同志们表示诚挚的欢迎，对为这次会议的召开高度重视、精心准备、周密安排的河南省政府领导、人社厅领导和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本次科研年会的主题是深入学习尹蔚民部长关于加强顶层设计,深入研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重大问题的讲话，重点围绕人事人才工作的重大问题，展开理论探讨、政策分析、经验交流，对进一步深化人事人才制度改革建言献策，为推进我国人事人才工作的科学化水平发挥好专家智库作用。为此，我们专门邀请了原人事部副部长戴光前同志下午做论坛专题报告，还有部里专技司副司长吴童、市场司副司长余兴安上午做大会专题发言。同时，召开中原经济区人力资源发展战略研讨会，将针对中原经济区的人力资源和人才开发问题，请来10名全国的知名人才理论专家、国家人才规划的顾问以及河南省的专家学者，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共商中原人才发展大计。这里，我利用这个机会也谈谈个人的两点认识，供大家参考。

   一、加强重大问题的顶层设计是理论工作者的首要职责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十二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 “要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届六中全会讲话中进一步强调，“要深化改革开放，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所谓“顶层设计”，就是对改革全局的整体战略谋划，使改革沿着预定的目标前进。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进入了一个艰难的攻坚期。以往的渐进式改革有其必然性，但也造成了改革设计不够系统、制度不够衔接的问题，先易后难的改革模式，也使得许多旧的问题解决了，又引发出新的矛盾。许多重大问题已经到了“绕不开”、“躲不过”、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这就迫切需要我们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继续解放思想，勇于改革创新，按照顶层设计的要求，加强对制约我们事业发展重大问题的研究，加强对重大体制机制改革问题的研究，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

顶层设计需要理论工作者关注现实重大问题，运用基础理论和科学方法，寻求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比如，在国家人才发展规划纲要的编制过程中，全国近两千名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在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的领导下，对23个战略专题、14个重点领域人才队伍建设和5个人才工作重点难点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形成了42个专题研究报告及161个子课题研究报告。人才发展规划提出“服务发展、人才优先、以用为本、创新机制、高端引领、整体开发”的指导方针，10项重大政策创新任务和12项重大人才工程，确立以政策创新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的改革路径，都是在深入研究讨论、充分吸收人才理论研究成果基础上形成的。可以说，人才发展规划是一个建国以来最为系统的人才发展战略顶层设计，是一个集中人才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者集体智慧共同破解人才发展重大问题的改革方案。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人才管理与开发的总体水平虽然有了很大提高，但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在制度设计上，与世界人才强国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现在我国的人才工作实践已远远走在人才理论研究的前头，人才理论研究仍是我国人才工作的薄弱环节，与人才发展的实际和人才的社会贡献还很不相称。实践中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有许多重大问题亟待我们去研究。我们人事人才研究工作者必须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特别要增强问题意识，问题导向和问题路径无疑向我们研究工作者所习惯的概念路径、研究方法和知识背景都提出了严峻挑战。实际问题千头万绪，从来不分“学科”也不管“专业”。任何脱离实践，深陷狭隘的专业、学科甚至角度的纯粹理论耕耘，都将没有出路。在思想方法上，要克服理论与实践二分法的错误。理论并不能与实践平起平坐，而是作为实践的一部分才有意义。离开解决问题的实践无所谓理论的对错。所有重大的实际问题也都是最基础、最重要的理论问题。可以说，真正的问题路径不仅最有利于实现普世价值，而且还有可能促使未来的人事人才制度形成中国的竞争优势，并影响引领世界潮流。李源潮同志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和组织人事部门要把人才理论研究作为人才发展的基础工程、先导工程来抓，加大人才理论研究投入，重视人才理论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鼓励探索、支持创新，促进人才理论研究繁荣发展。所以，我们要通过对重大课题研究和重要政策制定，整合好人才理论研究力量，促进人事人才事业的科学发展。

 二、加强重大问题的顶层设计，需要建立自主创新的现代智库

当今世界，无论是政治家还是企业家，单纯凭经验或从单一的专业出发，采取封闭式的决策方式必然无效，都必须着力建设或利用决策咨询研究机构，进行多角度、精确的、技术性极强的探讨与分析，辅佐自己决策，以应付日益严峻的决策环境。我们人事人才工作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之所以长期困扰我们，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科学的预测和规划设计，同时发挥社会的研究咨询机构的作用也不够。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不是现实决策的附庸，智库必须保持研究问题的独立性、自主性。哈佛大学第28任校长德鲁·福斯特说：“一所大学的精神所在，是它要特别对历史和未来负责——而不仅仅是对现在负责。”兰德公司创始人弗兰克.科尔博莫(Frank Collbohm)对智库下的定义，他认为智库就是一个“思想工厂”，一个没有学生的大学，一个有着明确目标和坚定追求，却同时无拘无束、异想天开的“头脑风暴”中心，一个敢于超越一切现有智慧、敢于挑战和蔑视现有权威的“战略思想中心”。举两个典型的例子,一个是1939年8月2日，爱因斯坦等人联名向罗斯福写了一封信，阐明了利用铀的核连锁反应所产生的巨大能量来研制原子弹的可能性，希望美国政府对此充分注意，经常和科学家保持联络以促进原子实验工作的加速进展。同时还警告说，德国也正在进行类似的研制工作。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封信成为罗斯福实施“曼哈顿工程”，即研制原子弹的直接原因。在这里，爱因斯坦实际上起了一个决策咨询顾问的作用。当爱因斯坦等人的联名信传到罗斯福总统的手中时，当罗斯福总统下令研制原子弹时，他们可能没有想到，这两个行为不仅标志着原子时代的开启，而且预示着咨询从决策中最终分离、咨询的独立地位最终获得确立的时代的到来。第二个是中国出兵朝鲜。朝鲜战争前期，兰德公司组织了一大批专家对朝鲜战争的未来发展态势开展评估，尤其是重点对“中国是否会出兵朝鲜”进行预测。兰德公司最终的结论就一句话，共七个字：“中国会出兵朝鲜”。当时，兰德公司想以2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对华政策研究室，这个价格相当于当时一架军用战斗机的价格。不过，美国军方高层对兰德的研究成果并不感冒，他们认为凭借当时中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不可能参与朝鲜战争。结果正如兰德公司预言，中国果然出兵朝鲜，美国在朝鲜战场遭遇大败，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后来感慨说：“我们最大的失策是舍得几百亿美元和数十万美国军人的生命，却吝啬一架战斗机的代价” ，后来被人们称之为“200万买7个字”。

智库，首先是一个生产性科研组织，它生产的产品是无形的信息，比如政策、知识、建议，甚至包括服务等等，而产品供给对象主要是公共决策部门；其次，智库作为产品供给方，要充分满足产品需求方的要求，就必须提高产品质量，从公众关注度出发，以创新为手段，以政策影响力为目标，向公共机构提供准确、及时、高效的决策信息。比如,在创新人才的培养方面，美国斯坦福大学特曼教授最初提出并实践了学术界与产业界结成商业合作伙伴的构想。这不仅开创了产学研结合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先河，也推动了硅谷奇迹的产生。后来各国的实践证明，产学研结合是最有效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美国去年发布了一个上个世纪最成功的政府10大决策和投入。其中有三个是有关人力资源开发和人才开发的重大决策。一是上世纪初的移民政策，解决了1100万劳动力进入美国工厂；二是二战以后军转安置政策，政府投入资金免费资助800万军人接受高等教育，使他们都成为中产阶级；三是60到70年代的面向贫困人口和少数民族的义务教育资助，联邦政府拿出10%的公共支出，支持教育脱贫战略。这些都是智库为政府提出的方案。特别是最近美国联邦政府有委托专家作了一个应对金融危机，提高竞争力的咨询报告，这个报告提出以战略目标整合政府机构，建立国家竞争力部，撤销原来的商务部，围绕提高创新能力，保持核心竞争力战略目标，下设四个职能局，即贸易局、中小企业局、研发促进局、人力资源局。

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10》数据表明， 在209个国家或地区中，有智库的国家或地区达到181个，智库数量最多的是美国，截至2010年底，美国智库数量达到1816家，占全球智库总量的28%，其次是中国，有425家智库，占全球比重为6.56%。排名第三位的是印度，智库数量为292家。在排名全球前25名的智库中，美国有12家，占了接近一半。英国5家，比利时3家，德国、瑞典、匈牙利、中国和加拿大各1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亚洲入选全球前25名智库的唯一单位，排名第24名。美国学者加里.哈特认为， “美国现已拥有了经济、政治和军事三方面远远超越其他国家的实力,同时美国还拥有第四个实力,即思想的力量,这一思想的力量将远远胜过我们所有武器具有的力量”。可能我们不会完全接受这个学者的观点，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当今全球流行的理论、概念大多是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提出，比如，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伦理，甚至是“金砖四国”等概念。美国之所以能在全世界输送价值理念，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拥有相当影响力的智库。美国内政外交政策，主要从智库诞生，比如，上世纪兰德公司提出的美苏对抗“冷战”对策、本世纪初期的“反恐”战争、朝核危机解决方案等等，均是源于智库思想。

美国智库成功的主要经验有五条：第一，财税扶持政策。美国政府专门设置了一个科学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每一年的资金高到几十亿美元，这些钱主要用来资助智库机构搞研究工作。在税收上，对所有的智库一概不征税，并且对那些有意建设智库的民间个人或企业，凡是智库运营产生的收入同样实行免税政策。所以，美国智库的经济基础得以巩固。

第二，高级精英人才。有人说，美国智库就是学界与政界的“旋转门”，正是通过这道“门” ，进进出出，来影响政府决策。大家知道，美国总统4年一届，每轮换一届总统，都有部分智库精英进入政府高层，退下来的政要部分进入智库，这就是旋转门的含义。

第三、智库立法规定。美国专门通过立法的形式来规范咨询业的发展，尤其是对决策的程序都是用法律来限定，政府的各种项目论证与运作，都需要出示不同的咨询报告，比如，美国法律规定，只有在提供两份不同的咨询报告之后，区域规划才能正式出台。智库的设立一般都有法律依据,这种法定身份使得其咨询功能既是权利也是义务,提高了其研究和提供咨询的积极性。

第四，独立性是智库生命。美国的智库数量众多，共同目标是，通过向决策部门提供无形“智力产品”（如战略构思、决策、政策取向等）来维持自己“生命”，与其他领域一样，多家机构存在，势必会面临激烈竞争。只有通过生产高质量的新产品才能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而要创造新产品只有在具有独立的条件下才新完成，假如始终与决策层意见保持一致，没有独立性，就很难出现自己新的观点和政策建议。比如，兰德公司即使一直是美国军方的重要合作伙伴，但是在朝鲜问题、伊拉克战争等问题上与美国决策层仍然持相异的观点，保持其自身的独立性。

第五，战略性研究，是美国智库的方向。难点热点问题研究，是美国智库的重点。美国智库以国家整体利益为立足点，提出很多事关国家长期发展的战略理念。比如，斯坦福胡佛研究所一贯秉持自由主义理念，主张美国同社会主义阵营搞长期多抗。刚提出来时可能并不能马上兑现，但是经历一代又一代的领导人轮换，坚持同样理念的人员进入政府高层，就有实现的可能。美国政府解决眼前难点热点问题，主要采纳智库研究的对策建议。因为美国智库数量众多，社会经济各领域都有智库涉足。比如，在伊拉克战争结束以后，兰德公司专门对重建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提交《建国方略指导》，向美国政策建言献策。又比如，近年来中美之间人民币汇率一直是难点热点问题，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就人民币升值问题向政府提供方案，建议美方一直向中方施压，加快人民币升值。

我国发展智库，最重要的是要正确处理好智库与政府的关系问题，说形象点，就是要与政府保持适当的距离。只有在保持一定距离的情况下，智库才能根据研究的成果提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对策，以满足政策决策参考的需要。与政府保持适当距离，不是说离政府越远越好，远离政府，无法知道政府的政策需求，这样制定的政策将偏离政府的实际需求，达不到为政府咨询决策的目的；过分接近政府，也不能实现提供有价值的政策参考，因为容易受政府决策偏好的影响，在非独立条件下制定的政策很难说有创新性。所以，在接受为政府制定决策的研究任务以后，既要与决策层保持一定联系，了解需求，更要独立自主的根据政府需求，根据实际研究成果，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哪怕最终的建议与政府意愿相违背，只要政策论证充分，研究方法得当，也要坚持自己的立场、观点。前面讲的美国兰德公司向决策层提供的建议中，很多都是与政府意愿不相符的，但是他们还是坚持自己的立场，不会因政府不敢兴趣而可以改变，最终很多与政府相违背的政策建议得到时间和实践检验是正确的。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最后预祝大会圆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