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仲华

　　钱学森是伟大的，他的伟大不仅在于他有杰出的科学贡献，更在于这一问——“钱学森世纪之问”，即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都谈过，但钱学森一问，就不一样了，就有分量了，就有讨论和关注的理由与价值了。

　　据报道，2005年3月29日下午在301医院，钱学森作最后一次系统的谈话，主谈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此后媒体将他提出的问题概括为“钱学森世纪之问”。我认为，以钱学森的聪明与睿智，岂能不知道“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样简单问题的答案，他只是不说或不便说而已，或留着让大家讨论更有效应，更有价值而已。例如，就有12个教授上书教育部部长，就有众多人发表论文或访谈。而教育部后来就搞培养创新人才试点教育计划，就搞卓越工程师计划等。在此，我也参与热闹，凑趣而约略一谈。

　　其实，依靠教育部、依靠行政力量未必能培养出什么杰出人才，不过倒有一个反例，即美国没有教育部，却杰出人才涌现，且全世界的创新人才都往那里集聚，很是值得深思。回望中国，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统一和思想封闭，可能是窒息科技创新、人才创新的首要因素。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即开始了国家意识形态的统一工作；到了汉朝，董仲舒的意见得到统治者的有效采纳，就更是独尊儒术而罢黜百家了。而儒家理论向来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忽视或不重视科学与技术，视科学与技术以及工艺等为雕虫小技或淫技小巧。

　　反观中国的历史，所谓“人才辈出”的时代都是国家或统治者控制弱化或控制力不及所致，即“人才辈出”以“人才辈沉”为代价，而每次改朝换代完成后，意识形态就又趋于统一和尊孔重儒。随着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建立，作为创新主体的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逐步趋向高度行政化，其领导和管理人员逐步趋向显性的官僚化，而诸多的政治运动使得学术权威斯文扫地，学术力量越来越弱，进而至于现在则是官谋学历、学谋官位和职称而成为“第一要务”，遂致假学习猖獗、假学历盛行、抄袭风炽烈。

　　统一模式的教育难以培养出具有个性化特质的创新人才，更罔论杰出人才了。1949年以后，我国的教育得到了规范化和行政化的发展，但规范化本来是种好的事情，但过度的规范化和相伴而来的行政化也就带来了诸多问题，即统一的教育模式，按照统一的教材和统一的标准教出统一的学生，统一的学生长成老师，就再教出更统一的学生，如此循环下来，师生之间就代代相似。而高考的指挥棒又是硬性的，更导致了代代都是应试教育的宠儿或尖子，慢慢地就失去了不同之处，就失去创新能力。坚持要创新就只好作假，美之名曰“包装”，即使两院院士、各种国家级工程人才、国务院特贴专家就有不少是包装出来的，并无什么专业水平或科研业绩，而假的科研成果当以“中国芯”为最典型的案例了。

　　其实教育本来就应该实行个性化教育，培养个性化的人才。但是社会又不大容得下个性化的人才。无论是家长，还是单位的领导，都不大喜欢个性化的人才，都喜欢听话的孩子或顺从的员工。这种长期以来的听话教育与训练，其实从根子上就是错误的，但事实上却又比较盛行。

　　所谓杰出人才就一定要有较大的创新性、创造性，而创新人才那一定是要有自身见解的，要有独特思维的，能从常见的知识与技术、观念里发现既有的问题，找出或造出新的东西，如新的理念、新的理论、新的技术、新的方法、新的工艺、新的工具、新的应用、新的路径等。人们很难做到这样：在日常生活或工作中要求人才是听话的，但在科学和技术工作中要求人才是创新的，这两种近乎精神分裂似的状态其实很难在一个人的身上完美地合一，即要么是听话而无创新能力，要么有创新能力而不大顺从领导意图，也就很难加以管理而经常被领导称之为“刺头”，人才也就经常被埋没。

　　龚自珍《己亥杂诗》第125首是名篇，他说：“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其实应该说，天公早就重抖擞了，而且是不断地抖擞，只是人才降下来后大多被埋没了。说实在的话，“天公”真是被冤枉了！人才被埋没，原因有很多，但基本原因是体制问题，和平时期的体制通常是行政化，而在基本是人治化的社会里，行政化的基本要求和表现形式通常就是服从行政领导的意愿，也就容不得人用“才”来脱颖而出了。

　　在当今社会里，有才的人有两种出路：要么出国去施展，有幸的话再通过“人才工程”（如“千人计划”之类）被高价引回来，然后再把这些漏网之鱼也埋没或供奉起来了；要么在出国之前就被埋没了，其实就是提前被埋葬了。埋没就是说，在人表现出有“才”之前提前就把他的“才”埋葬了，他从此就不是人才了，属于众生之中的庸人，那么组织里也就没有创新人才了。

　　这是人治化和行政化体制在人的工作领域的重大错误，社会容得行政权威经常错误，却容不得人有个性、有异见、有异禀、有创造思维、有创新能力。这是时代和教育的悲哀，也是人自身发展的悲哀！至于出路嘛，其实很简单，就是一句话：有效弱化行政权，大力彰显人权和人的个性化。仿照佛界“有容乃大”的话说，就是“有容乃新”。（作者系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原载《劳动保障世界（理论版）》第1期，201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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