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科技人才 2017年 第10期  

以色列的特拉维夫，资源匮乏、社会环境复杂，但其创新创业能力却处于世界前列。实践经验表明，特拉维夫独特的兵役制度、开放包容的区域氛围、服务型政府支持与健全的风投体系，支撑了其人才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建设；系统要素的紧密耦合，成为其打造创新创业之城的关键所在。

    1. 概况

以色列位于地中海东岸，国土面积狭小、自然资源匮乏且社会环境复杂，而其创新能力从未因此削弱。作为创新驱动型国家，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6-2017全球竞争力报告》，以色列的全球竞争力全球排名位列第二十四位，总体创新力排名第二。其中创新微观要素中创新能力排名第四，科研机构水平排名第三，企业研发（R&D）支出排名第三，企业与高校合作研发（R&D）支出排名第三，政府采购高新技术产品支出排名第九，科学家及工程师数量排名第八，专利申请量排名第五。目前除美国外，以色列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高新技术创业公司，以及国际软件行业巨擎的研发中心。它所具有的创新力，就像磁铁一般吸引包括苹果、脸书（Facebook）、谷歌等在内的跨国公司。而这些公司和研发中心绝大多数位于以特拉维夫为中心的第二大都市群。

特拉维夫始建于1909年，地处以色列西海岸，人口约为40万，虽经历着自然资源匮乏、政治格局动荡、交通封闭等恶略环境的考验，然而它被誉为“中东硅谷”，其“永不停歇的创新创业精神”迅速地从农业小镇崛起为科创之城，现已成为以色列第二大城市和经济科技中心。作为以色列的创新创业中心，特拉维夫占据着以色列60%以上的种子公司，每平方公里就有19家创业公司。2010年，特拉维夫确定了全球城市名片——创新创业之城，众多活跃的风险投资公司、加速发展的创新创业孵化器、上千名高端技术人才与世界级软件工程师、上百家跨国公司，使特拉维夫成为创新科技高地。 

    2.人才创新创业体系构建

（1）兵役制度的人员训练

军事威胁、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使得特拉维夫走上高科技创新和全民创业之路。从《创业的国度——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启示》一书中，我们发现战争的频繁以及与周围阿拉伯国家关系的紧张，使得国家安全和国土完整深入人心。为了保证国家安全，以色列投入了大量资本用于包括通信、电子、计算机、医疗等高精尖技术的研究。研究成果不仅应用于军事国防，还有一部分进行了军转民改造。因交通受到周边国家的阻隔与封闭，研发企业更倾向于研究附加值高的高新技术，这也使得企业具有较高的成长性。

此外，出于国防安全需要，特拉维夫实行全民服兵役制度。无论男女，18岁后都要服兵役，男生3年，女生2年。服兵役期满一律转为预备役，直到45岁。预备役队员每年都要进行为期2～4周的军事训练或执行警戒任务。全民皆兵，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特拉维夫创新创业进程的发展。

首先，在服兵役前，军队有关部门对学生进行多方面考试，根据考试结果或考试表现，确定学生在服兵役时的兵种。在服兵役期间，军队除了日常的军事训练外，还会安排全面、专业的技术课程。

另外，以色列的军队管理属于扁平化管理，管理人员较少，这也意味着只有很少的人发号施令，士兵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和决策权，这也培养了其对不确定性因素的忍耐性，这恰好是创业所需特质。

再者，以色列的预备役制度是其一大特色，因为有着20多年每年2～4周的定期集训，使军队成为有效的社会网络连接点，这有利于跨行业、跨领域的人才有机会进行深入交流，士兵来源的广泛性有利地促进了创业机会的发现与创业合作的展开。毋庸置疑，强制服兵役制度所带来的不仅是国防的加强，还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特拉维夫的创新创业发展。

（2）开放包容的区域氛围 

以色列形成的创新创业氛围，得益于其对多元文化的包容。以色列人坚持怀疑和争辩。开放友善的争辩，会出现两人3观点的文化现象，也正是因为这样才极有可能孕育创新火花。

在以色列，会经常提到Chutzpah文化。Chutzpah，希伯来语中是“肆无忌惮”的意思，又可以理解为“放肆的没有等级的挑战”等。看似是贬义，但在以色列人眼中这是自由自信的代表，学生可以在学术讨论中与老师争吵、雇员可以就公司各方面向老板发起挑战。他们认为，相较于尊重，等级挑战上级更重要。在这种“扁平化”的民主社会中，不同观点的碰撞，激发了新观念的产生，有利于创业机会的发现和创业活动的开展。

再者，特拉维夫是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其文化呈现多样性显著特点。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拥有不同的历史、教育和文化背景，他们在对待同一事物时会有不同的见解，这为多元化思想观点的碰撞提供了沃土。创新创业文化的传播，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创新创业者、高水平人才不断涌入。特拉维夫市长罗恩·赫尔代访问中国时，解释了一系列人才引进政策，例如全额奖学金吸引中国留学生，引进的人才在特拉维夫创业可以获得特殊创业签证等。人才的引进，为特拉维夫的创新创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允许异质存在，使得这座城市的包容性增强，继而在此基础上激发大众创新创业的活力。

（3）有力的政府服务支持

特拉维夫政府将自身定位为服务型政府。为推进创新创业进程，政府建立了完善的创业服务体系。首席科学家办公室（OCS），是以色列政府为了扶持初创企业，鼓励本国创新创业发展进行的独创设计。其主要职责是，负责政府研发（R&D）的投入与分配，鼓励本国企业科技创新或与国际合作创新，通过孵化器计划促进企业孵化，通过资金扶持计划帮助初创企业发展，甚至还具有技术转化功能。针对不同领域、不同行业，政府相关部门均设有自身的首席科学家办公室，这在很大程度上进行了精准扶持，加快了以色列创新创业进程。

官方运营的创业者服务网站 （Tel Aviv Startup City），是创业者了解创业信息的主要门户，该网站非常全面地提供了在特拉维夫创业所需要的信息。同时，在网站上，创业者可以直接与投资者进行想法的交流，吸纳创业投资。值得注意的是，该网站有一个startup map模块，该地图涵盖了所有以色列的创业公司、孵化器、投资机构、技术研发平台等创业相关机构与组织。根据行业性质，标记不同的颜色，将所有的公司都分门别类的区分，而此功能的开发者，只是一个从硅谷游学归来的高中生。

为鼓励全民创业，政府每年都会举办创业活动。创业公司开放日（Startup Open Day），是特拉维夫最有特色、最盛大的创业活动，每年举行一次，每次持续一周，时间选在地中海气候最舒适的时间。在这期间，特拉维夫几乎所有创业公司都通宵达旦的工作，与其说是工作不如说是展示。对创业充满热情的年轻人、参观者集聚于此，不仅可以参观还可与公司员工甚至老板聊天。公司内部会有自己的workshop，workshop时间都会标注在startup map，来此访问的参观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参加丰富的workshop，以便更深入的了解创业公司。政府除了组织创业活动外，还会为创新创业者提供便利的创业服务和设施。

众创空间（Co-Work-ing Places）也是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图书馆共享工作空间，是众创空间的成功案例，其位于特拉维夫最具有吸引力的创业商业区中心。除具备传统图书馆传递知识的功能外，也具备提供共同工作场所、举办创业交流活动见面会等功能。政府每年举办创业竞赛，选出10个最具成功可能性的企业，以低廉的价格租赁给胜出企业，这些企业可以免费使用图书馆所有的公共资源。

（4）健全的风投体系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大量受过先进教育的犹太人回到了以色列。为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政府决定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实现创业带动就业。创业风潮顿起，新技术不断涌现，但初创企业既缺乏资金支持，又缺乏企业管理和市场开拓能力，并没有取得预期成效。当时，以色列风险投资极少，国内缺乏风投人才，国外投资机构担心市场前景，惧怕异地投资风险带来损失。在如此困境下，YOZMA 计划诞生了。这个被誉为“世界上最成功的政府引导型风投计划”，通过利用投资杠杆放大效应，以官方资金引导民间资金增强对初创企业的支持。YOZMA投资项目由3方共同管理，即以色列政府机构管理，国外风投机构和国内的金融机构或投资者参与。起初，政府为 YOZMA 基金准备了1亿美元的母基金，此基金投资 10 只私人风险投资基金，政府承诺按照 1∶1的比例参与投资，单只投资额最高可达 800万美元。至今，YOZMA计划管理基金已超过 40亿美元。首席科学家办公室（OCS）下设的TNUFA项目，是专门用于扶持初创企业或个人创业的种子基金。该基金对有潜力的创业项目发放6.5万美金的资金支持，并帮助个人创业者或初创公司进行项目技术和市场潜力的评估、专利的申请、起草商业计划等。此外，首席科学家办公室（OCS）的“孵化器计划”，是帮助初创阶段高风险的高科技创新企业成长为能够自主运营的创业公司。计划每年的预算为5000万美元，扶持期限为2年，如果公司成功运营并盈利，将按3%～5%的低息分期返还。若孵化失败，则不用返还所获得的政府资助基金。 

    3. 创新创业要素作用机制

总体来讲，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人才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如上图所示，各要素之间的耦合，促成了特拉维夫创新创业之城的建立。军事威胁与地缘政治环境，使得国防安全、领土完整的观念深入人心，在地小人少的情况下，特拉维夫实行全民皆兵制度，强制义务兵役制以及部队的扁平化管理塑造了士兵的坚韧、团结、自主的品格；服兵役期间的专业技术课程也使得士兵掌握了创业技能，在此过程中国防军事技术得以民用转化；长达45年的预备役，促进了跨行业各领域的人才深入交流，增加了背叛成本，创业机会得以产生。

特拉维夫文化的多样性、包容性与异质性的特点，得益于犹太人的回归和政府人才引进政策的支持，不同文化、思想、观点的碰撞，迸发出无限的创新火花，人才带来的先进技术促进了技术创新的发展。政府众多的创新创业活动与完善的服务体系，以及风投产业的成熟使得创新火花落地，生长出绚烂的创新果实。

    （作者：孙锐，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亚男，山东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