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必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重大战略抉择，把人才工作摆在治国理政大局的关键位置，强调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努力走出一条从人才强、科技强、创新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中国式现代化大国崛起之路。

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同时要求“在新时期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需要人才引领、人才驱动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应对风险挑战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必然选择。当前国际环境错综复杂，世界经济陷入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塑，逆全球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暗流涌动。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联合盟友力量对我国开展战略围困打压。我国只有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才能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只有通过科技创新塑造新的竞争优势，才能从根本上保障我国产业安全、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

另一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人才工作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经过多年奋斗，我国人才资源总量达到2.2亿，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超过1.12亿，均居世界第一。科睿唯安2022年发布的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名单也显示，近五年来中国内地科学家入选比例翻了一番，从2018年的7.9%增加到2022年的16.2%，稳居世界第二位置。当前我国人才队伍“多而广”“大而全”，在全世界经济体的人才竞争中形成了独特基础优势；同时，在若干素质、水平指标上追赶世界发达国家水平，并正进入一个加速追赶态势。可以说，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从人才发展量变到质变转化的临界点上，甚至是世界一流人才孕育产出、创新创造的临界点上，这为我国人才发展和创新创造迈上历史新层级奠定了基础。

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适应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支持全面创新，我国人才制度体系仍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我国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破”得不够、“立”得也不够，既有中国特色又有国际竞争比较优势的人才发展体制机制还没真正建立，人才发展与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之间还在一定协同性偏差问题。如我国基础研究世界级贡献不多，科技成果转化率约为10%—30%，与科技强国依然存在不小差距，产业发展中也依然存在“卡脖子”问题，“0-1”的问题未解决。

人才工作不是为了“人才”而“人才”，论文、专利、科技奖励、人才帽子头衔数量等是人才发展的中间指标，而并非最终指标。虽然我国人才量化指标、论文专利数量大幅增长，但原始创新、颠覆创新大量涌现和产业发展占据产业链条中高端的最终成效尚未显著兑现，我国科技创新存在“表面繁荣”、但关键技术仍“受制于人”的实际尴尬。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创新驱动实质是人才驱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本质上是“人才驱动发展战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关键需要人才引领、人才支撑。如何进一步突破和解决人才发展、人才创新的核心问题，进一步激发人才创新活力，是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以更大力度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是建设世界人才强国的战略撬动点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是形成具有全球竞争优势人才制度体系的必由之路。只有加快建立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发展制度体系，才能为高质量发展、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制度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中央《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出台以来，我国人才制度体系建设在重要领域和环节上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前我国科技人才活力尚未得到充分激发，人才发展和创新创造的体制机制障碍仍然存在。

从前期调研来看，当前人才工作中还广泛存在“管得太多”“管得过死”等问题，使用计划思维和干部身份管理人才的惯性仍然很大。同时，高校、科研院所人才工作“官本位”“行政化”色彩浓厚，习惯于用资金、项目、编制管人才，特别是科研领域和人才评价领域仍旧存在一系列阻碍创新、阻碍“冒尖”的明规则或潜规则，专业共同体在推动人才发展中的角色发挥不足，这些都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方向不相适应。

调研也表明，事业单位管理在工资总额、评价激励、成果转化等方面还统得过多过死，一些科研单位“面子化”科研、模仿化科研甚至虚假性科研时有发生，人才评价和奖励评审中“关系水平”影响“科研水平”“成果水平”现象依然存在。这些违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人才成长规律、科研创新规律的做法成为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桎梏和羁绊。同时，我国工程科技人才培养与产业实际相脱节，“钱学森”之问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对青年人才 “潜心研究”的引导、支持和保障不足，这些都对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建设带来重要挑战。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也是一场伟大斗争”，特别是一些关键症结问题亟待深入破解。例如，对承担国家重大科技攻关任务的高校院所专家人才群体，如何建立“不能简单套用行政管理的办法对待科研工作，不能像管行政干部那样管科研人才”的配套制度，提出破除“官本位”的杠杆型举措、构建“科学家本位”的组织体系，进一步推动对用人单位放权、对人才松绑、对科学家赋权，建立以信任为基础的人才使用机制等，都是新时代人才制度创新再上新台阶的重要主题。

瞄准激发人才创新活力，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人才制度创新点上突破

新时代新阶段的人才竞争，是世界顶尖人才数量、占比的竞争，是人才作用发挥条件的竞争、人才创新效能的竞争、人才制度体系的竞争，是代表性人才群体价值创造能级及对世界贡献能级的竞争。这要求我们在人才发展理念、政策体系和制度层面推动相关逻辑、体系和框架的重构和转型。在这方面，相关条线和地区已开展前期探索和实践。

2022年底，科技部、教育部等八部委联合出台《关于开展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的工作方案》，聚焦国家科技创新重大需求，牢固把握“立新标”试点目标，强化国家使命导向，开展涉及21家科研单位和6个地方为期2年的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其中，按照承担国家重大攻关任务、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社会公益研究等对科技人才开展分类评价标准、方式和机制改革，配套开展用人单位岗位聘用、职称评审、绩效考核、表彰奖励等改革实验。

2023年，围绕加快建设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科技部等12部门出台《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 加快推动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工作方案》。方案提出，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要和首都发展重大需求，启动拔尖人才培养战略行动，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计划，推动科技人才自主培养改革探索，支持高校与企业共建产教融合基地、特色研究院、新型研发中心等平台，共建未来技术学院、现代产业学院等培养重点产业人才。

企业层面，2022年腾讯公司宣布10年内出资100亿元人民币，成立新基石科学基金会，实施“新基石研究员计划”。该计划“选人不选项目”，每轮评审由具有国际视野的一流科学家承担，不对获资助科学家设置明确的研究任务，不考核论文数量，也不限定必须拿出成果的期限，通过提供长期、稳定、灵活的资助，期待入选科学家实现更多“从0到1”的源头创新。

未来一段时间，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围绕激发人才创新活力、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人才、解放科技生产力，开展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深水区”改革是国家人才工作的主方向和着力点。

首先，要深化分层分类人才评价制度改革，打破“四唯”评价，深化“三评”改革，针对从事基础研究、科技攻关、应用转化和技术开发人才，加快建立分层次、分类别，体现其具体创新价值、能力、贡献的操作化、具象化人才评价体系，针对不同类型科研机构、科研任务，建立定位传导、目标传导的差异化科研评价和人才评价机制，引导科技人才坐冷板凳、出精细活，做真学问，出真成果，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出实际价值贡献。

其次，推动人才创新支持、激励制度改革，以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为导向，建立健全科技成果利益分享和收益机制，强化原始创新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尝试探索技术经理人制度；按照科研规律优化科研经费支出制度，推行科研经费“打包制”改革试点。改革优化高校院所绩效工资体系，建立绩效导向、倾斜一线的动态调整和优化机制，大幅提升基础研究人才稳定性薪酬保障水平。加快落实体现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价值的收益分配机制，让人才安心事业，让事业成就人才。

再次，深化人才使用机制改革，加快推动科学家本位的科研组织体系变革，落实以信任为基础的人才使用机制改革，改革科研项目形成机制、严格结题评审，完善科研任务“揭榜挂帅”“赛马”制度，建立目标导向的科研人员“军令状”制度，鼓励科技领军人才挂帅出征。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布局，加快研究建立技术攻关人才特殊调配机制，优化整合重点人才计划，建立更加灵活的研究生招生培养机制，为奇才、偏才学生建立特殊遴选通道。赋予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更大经费支配权、更大资源调度权，放手让他们把才华和能量充分释放，为各类人才搭建干事创业公平公正发展平台。

同时，要努力改革高校科研和医疗教学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将“行政本位”转换为“人才本位”，加快构建与现代科研院所、现代大学制度和公共医疗卫生制度相适应的人事人才管理制度。加快推动政府简政放权，推动高校院所在编制、岗位结构、授权履责改革方面尽快破题，建立更加开放、公平、透明的专业人才发展通道，让更多人才在干事创业和价值创造中脱颖而出。

此外，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框架下，统筹解决人才与教育、科技现实中存在的“两张皮”问题，聚焦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最高战略目标，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运行体系，明晰相关工作逻辑、权责体系、组织职能和操作运行机制。坚持系统观念，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重构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人才协同开发体系，打造“四链”融合产业创新、人才开发互动生态系统，培养更多战略科学家、战略企业家。充分发挥头部企业、产业联盟和创投机构作用，建立前沿项目、人才发现培育新机制，构建人才联合创新“大脑型创新经济”新平台。推动政府、工商界、产业界、教育界、学术界构建跨域跨界人才联合培育新体系。

（作者：孙锐系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人才理论与技术研究室研究员，孙彦玲系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人才理论与技术研究室研究员副研究员）